兩岸青年文學交流

“底層”的限制  —評《問蒼茫》的“傳統依賴症”              文/陳思

“底層文學”身上纏繞著許多難以一言蔽之的理論問題，理論界的擔憂與讚譽並存。一方面，對“文學性”不足的擔憂，時常成為批評者的口頭禪。另一方面，支持者則強調“底層文學”與80、90年代以來“純文學”的差異，並直接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左翼文學乃至“問題小說”的文學史資源為之呐喊。

當然，在“純文學”紛紛退守書齋的當下，“底層文學”確實刷新了我們的現實感——推重“純文學”的批評者難道不能將文學標準稍稍放寬？重新蘇醒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技法，難道不可以成為一條通往現實的康莊大道？然而，從《問蒼茫》這裡，我更多地看到了“底層”的限制，尤其是其對傳統文學資源自覺不自覺的依賴。

階層分化，是小說對社會的基本判斷。恰如小說標題《問蒼茫》所喻指的，我們看到了三個階層組成的“社會全景”，其中有資本家的生死愛欲、資本掮客的左右為難、工人階級的懵懵懂懂及其最後的覺醒反抗。小說在這一部分，真誠地面對當下中國的蒼茫大地的紛亂局面，令所有關懷現實的讀者，都忍不住從內心發出了“誰主沉浮”的疑問。

然而，面對著這一複雜而艱難的提問，答案卻顯得輕巧而簡單。如果作者意欲統攝三個對立的階層，為當下的社會困局求一條出路，就需要一個全域性的眼光。但在小說的敘述中，我們發現讀者的同情很快就被局限在柳葉葉身上。小說為了避免讀者在感情上認同資本家，不惜讓優雅、軟弱的陳太果斷逃跑。隨著陳太、文念祖的醜態百出，常來臨自顧不暇，趙學堯也自甘墮落。小說對打工者的覺醒寄寓了全部的希望，小說標題暗示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答案最終揭曉，公平的秩序只能依賴工人大眾通過合法鬥爭去建立。從結尾看，《問蒼茫》有些雷聲大、雨點小了——一個複雜的問句下面，卻是一個理想化的簡單答案。

簡單答案的背後，可以看到作者視角的片面性。單一階層的視野，只會將所有資本運營者，看做剝削者；任何企圖調停的中間人，都當作資本的掮客、工人階級的叛徒。常來臨與趙學堯之流，真是完全不可靠的“工賊”嗎？更進一步說，走向“罪惡”的工廠，是否已經是農村勞動力最好的出路？底層的犧牲在多大意義上是合法的和必須的？文明的進程是否需要必要的壓抑？即使“合法鬥爭”的道德立場無可質疑，那麼這種鬥爭又能夠收到多大的效果？資本全球體系是否會因為某些地區工人運動的抵抗，轉而去剝削更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尖銳而不可回避的矛盾，都不是單一視角的“底層敘述”所能承擔的宏闊問題：曹征路終於遭遇了“底層敘述”遲早要碰撞的鐵壁。

既然“工人合法鬥爭”的立場與未來都存在疑點，那麼作者為什麼對“解放”的明天持有如此執著的樂觀態度？有學者曾經指出底層文學和“人民的文藝”之區別，恰恰在於它喪失了樂觀精神，尤其是關乎“解放”的烏托邦夢想[1]。曹征路對烏托邦的重新喚起，自有其理由；其意圖與動機，現在恐難完全廓清。但我以為至少還存在著一種可能的原因，那就是我所說的“傳統依賴症”——小說的情節、人物很大程度依賴于作者此前接受的文學訓練，甚至價值立場也受舊有知識譜系所決定。

首先，看小說中的人物關係。柳葉葉對三個男性（常來臨、夏悅、唐源）的先後比較與選擇，不由得讓人聯想起《青春之歌》的敘事模式——林道靜先後經歷了餘永澤、盧嘉川、江華的三個不同的男性引導者。如果作為底層文學的《問蒼茫》取消了“黨”對個體的詢喚（interpellation），這與《青春之歌》有所不同；那麼相同的是，《問蒼茫》同樣在愛情戲上鋪設了政治隱喻：女性柳葉葉在三個男性之間的遊移背後正是對三種政治立場的遊移。《青春之歌》中，“每一個男性都是‘國家’話語中各種政治象徵位置的體現者，依次是土豪劣紳余敬唐、右翼小資產階級餘永澤、國民黨特務加封建軍閥胡夢安、共產黨人盧嘉川、江華。每種政治勢力都暗示了一種民族的前途，也暗示了林道靜一生個人和婚姻的前途。”[2]在《問蒼茫》中，黨委書記常來臨、小知識份子夏悅，都表面上討好柳葉葉，然而在關鍵問題上站在了工人階級的對立面，最終失去一親芳澤的機會；身體殘疾的唐源本來占盡劣勢，因為“政治正確”而彌補了愛情戰場的兵力懸殊，成為柳葉葉精神上的同路人和事業上的良師益友。

其次，具體的人物形象則體現了建國乃至90年代以來文學資源的先在影響。如果說愛情選擇模式，並未從整體上傷害作品價值；那麼現有文學資源的入侵事先將知識份子、小職員剔除出了底層陣營、甚至放置在對立面，這樣已經預先劃定了小說的價值立場。儘管作者或者想要對趙學堯、何子鋼、夏悅等進行複雜化的藝術處理，但他們無一例外地變成了面目可憎的偽君子——“複雜化”終究是在簡單化的前提下進行的。文學傳統的幽靈再次發揮了作用。90年代以來，對知識份子的刻意解構，已經形成了隱蔽的文學陳規：知識階層不光在社會行動力上懦弱無能，甚至在資本面前也最容易被蠱惑。同樣，黨政機關小職員的卑瑣形象，也隨著“新寫實”崛起而定格。不僅如此，當下的花邊新聞熱衷於爆料，教授與書記也最易遭人詬病、名譽掃地。趙學堯和常來臨們，擁有豐厚的文學替身和原型，不妨簡單借用和改動，既討巧又討好，所以很輕易地被推到了“底層”的對立面。

再次，我們單看小說三個主要人物不同的結局。常來臨和趙學堯的故事都在他們被資本家拋棄後戛然而止，為什麼此後的故事一片空白？因為在文學陳規中，知識份子、城市小職員稍有挫折就解甲歸田、告老還鄉，脫離對抗資本家的第一線，他們骨子裡的軟弱性是阿喀琉斯之踵，小說家在此突然失去了可以照搬的資源。於是工人必須而且能夠拋棄周遭一切面目可疑的奶油小生與斯文敗類，獨自奔向解放的明天。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問題：左翼文學乃至90年代以來思想資源的奇怪扭結，一方面造成了工人階級能夠獨立承擔自我解放任務的樂觀印象，同時也確定了小說對“底層”的基本判斷。這種判斷終究只是對“底層”諸多劃分之一種，且未必是最合理的一種。我們不僅應該追問，底層自我拯救、自我啟蒙，是不是一種美好的幻覺？我們還應該繼續追問的是，簡單沿用舊有模式去劃分“底層”還有多大現實意義？是有助於解決當下紛亂的局面，真正給底層（當然不僅僅是工人）以福利；還是會落入一個分化抵抗力量、孤立各種“底層”的陷阱之中呢？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曹征路的底層判斷大量地來源於左翼文學乃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這樣的知識譜系，很容易使小說在解決現實問題時，不僅滑向一個“工人合法鬥爭”的簡單出路與樂觀結論，還會遮蔽底層內部方方面面的問題。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看到了曹征路《問蒼茫》切入現實肌理的努力，看到他以文學方式回應艱難時世的不懈努力。資本正以各種匪夷所思的方式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從這個意義上，作者已經或輕或重地掐住了時代的命門。遺憾的是，他問了一個很有分量的問題，卻給出了一個片面而簡單的答案。我們從艱難的發問與輕巧的應答中，看到了“傳統依賴症”對曹征路乃至底層敘述的限制。其實，當作者真誠地發問時，小說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與其依靠舊有的、笨重的知識體系去嘗試回答這一問題，不如將其留給同樣負有義務的理論家們。